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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局调查工作研究
发布时间:2020-10-30 15:30:04 来源: 延安市人民政府研究室

西北局革命旧址管理处主任 汪成军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做好领导工作的基本功。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把调查作为“决定政策的基础”。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 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延安时期,毛泽东反复强调,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为了引导全党搞好调查研究,毛泽东花了几年工夫,尽其所有收集了自己以往有关农村调查的一些报告,编印了《农村调查》一书,他在序言中特别强调:“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泽东告诫党内,如果我们的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194181 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毛泽东甚至不无严厉地批评道,有些同志“还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得多”。调查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可见一斑。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全党掀起了调查研究的热潮。中共中央西北局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成立调查研究机构,组织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机关,成立各种形式的考察团,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调查研究,分析社会民情,形成了一批很有价值的调查报告,为党中央和西北局作出正确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一、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机构的设立

中共中央在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的同时,成立了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主任毛泽东, 副主任任弼时。与此同时,在晋察冀边区、香港、重庆和延安设立了4个调查研究分局。延安分局就设在西北局,正式名称是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既是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的分支机构,也是西北局的调查研究机关,是西北局实际工作的助手。

第四分局成立于1941 年12 月,局长贾拓夫, 副局长欧阳钦。下设调查处、边区研究室、友区研究室、少数民族研究室、军事研究室和办公室。其中军事研究室设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少数民族研究室设在民族学院,其他均设在西北局。

少数民族研究室负责研究西北地区少数民族问题,下设回民组、蒙民组、藏民组,主任刘春, 副主任乌兰夫。

军事研究室负责研究西北军事问题,下设友军和兵要两个组,主任刘培哲,副主任李士廉。

调查处处长谢华,副处长布鲁。调查处负责搜集西北各省资料,先后建立陕西省、关中、鄜县(今富县)、陇东、三边、绥德、神府、靖边8个调查站。同时,调查处内设组织科、交通科、分配科, 分别负责调查站人员管理、调查材料运输、调查材料整理分配的工作。

边区研究室主任由局长贾拓夫兼,副主任李铁轮。主要负责对边区各种问题的研究,设财政经济组、政治文化组、社会群众组。

友区研究室主任由副局长欧阳钦兼。负责研究陕甘宁青绥五省的情况,设社会经济组、政治党派组、文化教育组。

19432月,由于精简机构,第四分局缩编为调查研究室,隶属于西北局办公厅。从 1941年12月成立到1943年2月撤销,第四分局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共收集编印了81.5万字的材料。

西北局办公厅调查研究室下设边区组、友区组、政权组边区政府研究室,主任由秘书长兼 任,主要职责是收集材料,研究一般政策。

二、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

西北局虽然设有专门的调查研究机构,但调查研究工作并不是单独由专设机构完成的。事实上,整个西北局机关也是一个大的调查研究机关。西北局主要领导和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都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几十年过去了,这些调查活动和调查报告,仍然闪耀着历史的光辉。

1.西北民族工作调查

延安时期是我们党最早实施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时期之一。党的民族政策在延安取得巨大成功,之所以能够成功,是缘于对少数民族实际状况的透彻了解,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制定实施了切实可行的政策。也就是说,党在正确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了正确的决策。这也是党的事业能够成功的关键。

与陕甘宁边区紧邻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回民和蒙古民族。1939年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后,专门成立了民族问题研究室,下设回回民族和蒙古民族两个组。为直接了解蒙古民族的情况,西北工委专门组织考察团,到伊盟等地作了为期3个月的实际考察。贾拓夫带领西工委的同志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他们在环境非常艰苦和资料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对回回民族的历史、现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贾拓夫组织编写了《回回民族问题提纲》《回回民族问题》。这两本书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系统研究民族问题的著作之一,它对于党的民族问题理论和民族平等政策,以及正确开展少数民族工作, 对于实现当时党的战略任务,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此外,贾拓夫还领导西工委的同志在比较系统地研究蒙古民族问题的基础上,向中央编报了《蒙古民族问题提纲》。

《回回民族问题提纲》和《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不仅阐述了一系列重要的民族理论问题,而且提出了党团结这两个民族共同抗日的具体政策,为党的民族工作奠定了初步基础。根据《提纲》的精神,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在少数民族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回民和蒙古族人民在他们聚居的地方实行自治,与汉民族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利。随后,在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和三边分区建立了回民自治村,在三边城川建立了蒙民自治区。在 1941年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边区的回民和蒙民各选出一名政府委员,即那素滴勒盖(蒙古族)和马生福(回 族)。第二届边区参议员就有蒙、回、鲜族6人当选,县级参议员中少数民族就更多了。中共中央还在延安组建了陕甘宁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和陕甘宁蒙古文化促进会。

西北工委的工作并入西北局后,少数民族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第四分局少数民族研究室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整理搜集了蒙古族、藏族、伊盟材料约70万字,编印了《乌审旗调查》《青藏调查记》《蒙古问题初稿》等报告,约23.5万字。

2.固临调查

固临调查是延安时期调查研究的典型代表。这次调查是为迎接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宣传会议作准备。调查团由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带队,成员有柯华、秦川、石峻、魏啸天、吴文遴等人,地点在固临县。

固临县在延安东南,距离延安城 100多公里,经过多次区划变更今天已不存在。固临东面的宜川属于国民党统治区,西面就是南泥湾。此地属于陕甘宁边区和国统区的交界,经济条件在延安属中游。从1941924日到1125日, 调查组在固临县临镇区、更乐区、庆元区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社会调查。调研的内容涵盖面非常广泛,涉及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情况、农村的阶级成分变化、运盐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工会工作、教育情况、自卫军工作、锄奸工作、妇女工作、青救会工作等,还包括一些主要会议记录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记录等。李卓然对各类问题列举、分析,仅仅是各类小专题就拟了40多个。经过反复修改,最后形成了 10 万字的《固临调查》一书。

调查发现的问题是:党和政权的下层组织结构没有建立起经常工作机制;边区农村经过土地革命后,中农增加,贫农减少,但耕地、粮食未增加;土地革命后农民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但党在农村中的宣传教育还不够,旧的习惯和传统仍然势力很大;县区两级没有建立经常的工作与学习制度,必须改进领导制度,纠正“以党代政”“以上代下”现象;在财政经济方面,脱产人员增加, 财政收入锐减,群众负担过重。固临调查是一次实事求是的调查,其中得出的科学结论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调查报告后来经西北局宣传部印发整个陕甘宁边区,对深入认识和改进党和边区政府的农村工作,推动边区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作用。

“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而想象的东西和看了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的东西,绝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这是《固临调查》序言中的一段话,铭记这段话,把这段话的警示化为我们的行动,经常深入基层,开展实事求是、严谨细致的调查研究,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是我们的事业蒸蒸日上的基石。

3.绥德、米脂调查

19421月,西北局组织的西北考察团到绥德、米脂,对这两个县的土地问题、政权建设、文化教育、社会阶级关系和党务状况等问题进行了为期两个半月的调查研究。考察团由西北局书记高岗亲自带队,除贾拓夫及边区研究室于光远、蔡树潘、彭平等西北局的同志外,还有中央机关的刘澜波、廖鲁言等8人。

这是一个高规格的考察团。194214日,考察团一行30余人,骑着高头大马,从延安出发,浩浩荡荡奔赴绥德。

到达绥米地区后,考察团分成三个分团,分别深入到双湖峪、周家崄等地,进行实地调查。他们深入城乡,一边调查,一边整理。320日, 调查团回到延安。这次实地调查,搜集了约 86 万多字的材料。

考察团回到延安后,柴树藩、于光远、彭平根据考察材料, 写成了《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书中除对绥德、米脂地区劳动力、生产工具、土地、劳动组织、生产规模、耕作方法和生产发展水平等方面的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外,着重对生产关系、土地租佃关系、农村阶级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了问题和解决的方法。

西北考察团的调研工作为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

西北局组织的比较重要的考察团还有: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194110,林伯渠率领的边区政府考察团(194112,中央军委与留守兵团组织的边区留守部队考察团(19423,西北局组织部考察团(19425等。在西北局的领导下,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调查研究工作已经成为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工作的基本经验

西北局的调查研究工作自始至终得到毛泽东的指导。194110 月,中央妇委和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深入绥德、延安农村调查,出发前,毛泽东给调查团讲了话,关于农村调查,毛泽东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情况是逐渐了解的,认识世界需要不断的努力。他说:“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二、方法。毛泽东说:1.分析和综合,先分析后综合,在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2. 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十样事物中,“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的”。

西北局的调查研究工作,显然模范践行了毛泽东的教诲。总结他们的成功经验,就是眼睛向下,面向群众,深入实际,实事求是,狠抓典型,全面了解,搞清楚事情的真相和全貌,准确把握住问题的本质和规律,透彻研究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全党大力推行调查研究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为共产党取得革命成功的一个锐利武器。其巨大的威力让我们的对手心惊胆战之余,不得不刮目相看,格外关注。19479月9日,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暨党团联席

会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3篇党的文件竟然作为学习材料印发大会,蒋介石不无感慨地说:“这次大会曾经印发给各位三个共产党的文件,内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他们调查研究的工作何等实在,何等彻底,……大家要知道:调查工作是作战的基础,没有调查,得不到确实的情报就不能作战。共产党常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见他们对调查是何等的重视。我们平日却一点也不注意,有时虽然做了一些, 也是临时的片断的,而不是系统的,持久不断的。……只凭运气去作战,当然没有制胜的把握。”蒋介石虽然只从战争的角度予以理解和阐述,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其他领域同样具有普遍的适应性。

四、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工作的启示

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也就是说,调查研究是一个 永恒的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加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应对国内外挑战和风险,进行科学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因而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进行调查研究。

一是实事求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2013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时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 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一切正确的政策都立 足于正确的调查。现在网络很发达,不少人通过 网络搞调查,他们不愿深入一线、插到末端考察,用“键对键”代替了“面对面”;有的先入为主,按照领导口味整理材料、剪裁事实,用主观定调扭 曲了客观事实;有的缺乏担当,不敢较真碰硬,不碰棘手问题,用满纸“你好我好大家好”掩盖了困难矛盾;有的层层把关,经过反复“提炼”、节节 “拔高”,终致面目全非、脱离实际。这样的调查得不到符合实际情况的正确结论。我们必须明白,阅历再丰富、资讯再发达,也替代不了深入实际、替代不了与人民群众面对面接触。所以,一 切领导干部都要牢记,“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领导干部要真正放下架子、沉下身子,到一线去,脚踏实 地,问问家长里短事、听听鸡毛蒜皮言,对群众最盼最急最忧的热点难点问题要主动调查研究,不获实情不收兵。既听顺耳话也听逆耳言,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切实把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摸清弄透,为抓落实打下坚实基础。只有这样,才能让实事求是的精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接上地气。

“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毛泽东的告诫,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省。保持“眼睛向下”的情怀,坚持“眼睛向下”的方法,才能听到实话、察到实情、获得真知、收到实效;才能时刻擦亮初心,从群众中汲取无穷的智慧与力量。

二是坚持群众路线。调查研究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有效途径。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措施办法,目标取向都是群众,领导干部做调查研究,就是通过对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搞清实情真相,把握事物本质,找到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它是党了解人民群众实情的根本途径,是听取人民群众心声的基本渠道,是解决人民群众问题的有效方式。群众是调查研究的对象,因此调查研究的过程也是走群众路线的过程。到群众中间去, 用眼睛看,用口问,用手记,深入了解社情民意。调查研究如同行医问诊,唯有正确诊断才能把握病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个苦活、累活,那么多的群众需要我们访问,那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梳理,从千头万绪中找规律,找共性,找对策,因此必须以老老实实的工作态度和科学严谨的工作方法, 花大时间、花大力气,吃的下苦,耐得住寂寞。西北局宣传部在固临调查时,历时两个月,调查团成员走遍了三个区的12个村,挨家挨户深入了解情况。调查组白天走村串户之后,晚上在睡觉的土炕上还要继续工作,整理资料。那时条件相当艰苦,吃饭都成问题,根本谈不上讲卫生,每个人穿的衣服都长满了虱子,咬起人来奇痒难忍,每次整理资料之前,调查团成员都得先把将衣服里面的虱子清理掉,解决掉“后顾之忧”,大家才在昏暗的油灯下将一天得到的各种情况数据汇总起来。

调查研究是个细活、实活,要用心投入,细致入微,静得下心,沉得住气,不急不躁,切忌走马观花。西北考察团在绥德、米脂调查时,调查团成员于光远每一项调查都缜密细致。当时绥德、米脂非常贫穷,吃糠咽菜十分普遍。对此, 于光远他作了周密细致的访问,什么人吃什么糠,都调查的清清楚楚。于光远了解到:“糠是有各种不同的制作方法,各种不同的吃法的。同时糠的质量也有高有低。”更为具体的情况是:“大地主家不吃糠,小地主和富农家吃,不是这几年,过去一直都这样,丰年吃得少,荒年吃得多一点,不过糠的质量是上等的。中农就经常吃,而且糠的质量就比较差一点了。至于贫农那就吃得多了,而且糠的质量就更次了。有的吃得很多,就大便不通,小孩子拉不出粪哭闹,大家就用筷子去抠。”

当然,今天的生活和延安时期相比,已有天壤之别。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社会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 生活日新月异,各种问题和矛盾也是相伴相生, 因此,调查研究始终是一个新课题。党的领导干部必须经常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深入实践一线,获取一手材料,通过调查研究,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发现出来,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始终做到耳聪目明、心中有数,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制定出适应发展实际的政策。

三是注重实效。调查研究的目的是更好地解决问题,调查研究关键要看实效,要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进行一番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把零散的认识系统化,把粗浅的认识深刻化,直至找到事物的本质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调查报告必须直击要害,言之有物,万不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空话连篇。所以,如何形成一篇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同样是转变党的作风的重要一环。

延安时期,有一篇非常有名的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毛泽东不仅写了按语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还作为整风运动的学习参考材料印发全党。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陕甘宁边区遭遇空前财政经济困难。作为当时边区重要资源,盐的外销对克服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意义重大,但由于边区对盐的运销政策有争议,外销进展迟缓。

为深入了解运盐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让西北局写一份关于运盐的调查报告,并要求三天之内完成。西北局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当时在延属十县工委做秘书工作的高克林。高克林接受任务的当晚,就召集刚从定边县盐池运盐归来的富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等人了解情况,形成调查报告,第二天就上报给毛泽东。

高克林的调查报告,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全文包括标点在内只有2700多字,却讲了7个方面的情况。通篇没有一个形容词、一组排比句,从内容来看,大多一两句话,但读后对当时的运盐情况一清二楚。

毛泽东看过这篇内容简洁、语言朴实、条理清晰的调查报告后倍加推崇。并特地写了一段按语:“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随后,毛泽东又给高克林的运盐调查报告拟定了《鲁忠才长征记》的标题,推荐给延安《解放 日报》。《解放日报》于1941914日、15日两天发表了毛泽东的按语和调查报告的全文。

今天读《鲁忠才长征记》仍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读毛泽东写的按语,仍然有醍醐灌顶之感。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西北局的调查研究工作只是我党延安时期成功开展调查研究的一个缩影,但其中蕴含的丰富的革命精神,仍称得上是一部独特的教科书。回顾和学习这段历史,重温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述,对我们今天更好地继承和弘扬党的这一优良传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都能够提供借鉴和启示。

调查研究在过去是党的正确思想的来源,今天仍然如此。在新时代,我们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研的重要思想,在调查研究上狠下功夫,让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发挥现代功用, 使调查研究真正成为搞论证、做决策、体民情、察民意的得力手段,在加强与改进调查研究工作中,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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